「重庆文保在行动」 牟群讲述《大足石刻的“哥德巴赫猜想”---大足宝顶山石刻开凿者重考》

重庆美友会—李云飞

被称为石刻瑰宝的重庆大足宝顶山石刻，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民间工程，是由名为赵智凤的当地僧人发愿集资修建而成等。7月29日，在重庆枇杷山书院，由四川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牟群先生开讲的《发现重庆历史文化大讲堂2023年第6讲----大足宝顶山石刻开凿者重考》讲座，以全新学术视角，打开宝顶摩崖新的“哥德巴赫猜想”，告诉你大足石刻他的新发现和研究，完全要颠覆您原来认知的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是我国重要的佛教石窟，1942年由梁思成、杨家骆、马衡、顾颉刚等学者先后组团考察，开始现代意义《大足学》研究。1999年，大足石刻以其独树一帜的雕刻风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与敦煌、龙门、云岗齐名的佛教石刻。大足石刻是我国重要的佛教石窟，以宝顶山摩崖造像规模最大、造像最精美。一直以来，大足石刻研究学者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大足宝顶山石刻是民间工程，是由名为赵智凤的当地僧人发愿集资修建而成，传承的是柳本尊的密宗教义。

1979年，川美牟群教授开始涉及大足石刻，经披阅史料及反复多次实地考证，以正史史料、权力背景和资源整合力为突破口，提出了与先前大足学约定俗成定论完全不同的见解，以全新方法论阐释了他对宝顶山石刻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

在讲座中，牟群教授从揭开宝顶摩崖千古隐秘、昭显大足石刻旷世辉煌的角度出发，深入浅出、举一反三，对宝顶山石刻的皇家工程现象、皇家工程的踪迹、文献、物证、宝顶山石窟中的千古之谜等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解释了自己的分析判断依据，对大足平顶山石刻开凿者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讲解。

并逐一展开论述：

1.大足宝顶山石刻不是民间工程，而是皇家工程；

2.赵智凤不是开凿者是工程代号，传世雕像原型亦非赵智凤；

3.释迦涅盘卧像前头戴冕旈者正是宋光宗赵惇本人；

4. 宝顶山摩崖不是密宗道场，而是佛教六宗集成；并对大足学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

为什么说大足宝顶山石刻不是民间工程，而是皇家工程?这个说法并不是凭空而来。

1979年，当牟群还在西南大学美术学院读大三时，跟教授、同学们一起去大足写生，第一次看见大足石刻就被震住了，被石刻的艺术形式所深深的打动。

大学毕业以后，牟群在美术学院教书，从事艺术批评。而在川美几十年，曾得到李已生、赵树同、刘长久、叶毓山等大足学专家教益。因为他是在跨界研究，会有一些不同的方法论带进大足学。期间，他参加过大足石刻国际研讨会，也担任过大足全域旅游方案（竞标入围）的首席策划人，和关于大足的艺术展研讨会学术主持。

从那以后，就觉得在大足石刻的研究上，有些方法论上值得去探索，应该有一些新的方法论，使大足石刻的研究上个台阶。当牟群教授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大足石刻时，就发现了问题，一是对赵智凤是开凿者的说法，产生了质疑。他开始用自己的方法论即注重权力背景和资源整合能力，从这个角度切入古代美术研究。

在讲座中，牟群提到宝顶山工程有小样工坊即小佛湾，这是中国其它石窟并未见到，可见其工程的高规格与缜密性。这不是地方僧营的做派。有开凿小样，这个小样是中国其他三大石窟所没有的。牟群教授认为，非皇室工程莫属。此外，其它证据有：宋皇室诗碑、禁中应显图，疑似皇帝雕像。疑似赵凤智雕像，以及工程年表中的重要事件节点，重要人物题词鎸铭等等。

牟群对赵智凤不是开凿者的怀疑和推论，基于一个常识，古今中外，凡是上规模的宗教礼仪，无一不是皇权的参谋。他认为宝顶石刻这样辉煌浩大的佛教工程，几乎不可能是地方权力、资源动员能力能胜任的。在人类古代遗产中，凡上规模者，皆为皇权所为。无论古埃及金字塔、罗马决斗场、卢浮宫，还是紫禁城、云岗、龙门、敦煌、大足，概莫能外。在过去社会里，能够动用资源，动用人力，动用资金，修那么大规模的文化遗迹，只能是皇家，是统治者，由某个地方上的人物去组织修建是不可能的。

接着，牟群围绕着赵智凤是否宝顶山石刻开凿者的质疑、重考，从8个方面提出他独树一帜的观点。

首先，宝顶山石刻群与敦煌、云冈石窟同量级规模，博大精深构思缜密，工程浩瀚，耗资巨大，绝非赵智凤一己乡僧及地方力量所能。这显然与人类文明历史常识不符，在中国石窟建造历史上，从无以一人之力，由一代人完成的案例。如此工程，非皇家权力动员力莫能实现。

其次，赵智凤其人，南宋以降高僧传记和相关典籍并无记载，法号不明。且姓与名均犯圣讳，豈能留传于世，现存赵智凤形象并非释门大徳凤仪，却类仙道人物，原型出自小佛湾经目塔南面祖师像，该像主角应另有其属。名不符实，张冠李戴。

第三，宝顶工程巨量的石方与精细的内涵，必需大量的工匠与民夫，但却不见于大足地方志的记载。应视着当时的官府明知并参与，但有意避讳。宝顶山所有石刻均未按常例留下供养人与工匠的姓名印记，如果不是出于绝对权力管控，是难以做到的。

第四，宝顶山石刻巨大的工程量决定了开凿宝顶山石刻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这样巨量的资金绝不是能由个人募捐所能支撑的。同時也不是当时大足和川渝地方民间的财力所能支持的。背后一定有超级的财力支配和资源动员力。

第五，宝顶山石刻将一代大教悉数收尽，佛教各宗包罗万象，精采纷呈，而柳本尊教传亦并非纯正密宗。故宝顶山胜迹，绝非依赵智凤密宗行事，而判为密宗道场的定论所能诠释;

第六，从小佛湾发现的宝顶山石刻小样作坊，说明大规模开凿宝顶山石刻前，是先有总体预案与规划的，这就说明了是在巨量充足资金保障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宝顶山石刻系统开凿的，这绝非地方所能。

第七，宝顶山皇家诗碑、佩戴周天子冕旒之皇帝像、小佛湾禁中应显碑、南宋朝廷两位重臣题词等实物可证皇室的介入。另从宋光宗与重庆史的关联、亦可推证是皇室工程祈福祛病以保皇祚的动机。而从光宁两朝政治史、宫廷史的风云沉浮、蛛丝蚂迹，亦可判识皇室对宝顶石刻的避讳原因。

第八，宝顶石刻处处显现出与中国其他石窟不同的特征，呈现出释儒道三教融合、佛义与民愿的融合、信仰与礼教的融合、圣雅与凡俗的融合、皇祚与民生的融合，这一切的成因，应是出自川渝独特地域风尚、美学基底的共时发生，而不仅仅是既定叙事中教脉延伸、风格流变的历史现象。宝顶山石刻集大成包容形态，是从开凿起始就敲定决策，而并非川密一脉和赵智凤一人的逢时应运。

牟群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宝顶山研究避绕不过的，也是本讲座相对于既定的宝顶山叙事，提供的独立思考和另类方法。牟群表示，一种判断是否能站住脚，就要凭是否有充足的信证。提出赵智凤不是具体人而是工程代号，当然必须有叙事逻辑链作支撑。如果有学者否定他的判断，也必须拿出否定的依据和叙事逻辑链。

事实上，牟群教授对大足石刻的研究揭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伟大的艺术往往出自资源聚集；二是促使人们重识川渝地区地方史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牟群教授认为：大足学应该包容多样方法论，多样学术观念，多学科架构。充分发掘大足石刻内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通过比较、争议、考据、分析等全方位研究，大足学才会有新的突破发展，才能成为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要一环。

牟群教授的讲座，以精彩的事例、全新的方法论，让听众聚精汇神，兴趣盎然，拓宽了人们的艺术视野。

今天讲座通过全国文保志愿者联盟、文博圈、重庆老街全网直播，参与者超3000人次

夏小萍

重庆市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