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亲历者揭秘：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湖湘之子】

亲历老兵文章：孙侃

审核编辑：凯歌平安而去

图文策划：雩江古韻

美图出镜: 45师将士们

美文音乐：网络在线歌曲

时        间：2020/09/15

　　1952年10月14日，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次著名的战役——上甘岭战役打响了。

上甘岭缩小军用地型图

　　这次战役极其残酷。美国和**部队集中了320门大口径重炮，30多架飞机，27辆坦克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总共不到7平方公里的两个支撑点597.9.和537.7高地发射了30余万发炮弹和500多枚航空炸弹，上甘岭阵地上的岩石被击碎成一尺多厚的粉末，阵地被削掉了两米。

迎着炮火前进，夺回表面阵地

当时我工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45师司令部，在战役开始之前，10月13日，奉命给司令部设在五圣山顶上的一个观察所送祖国慰问团发给每个志愿军战士的慰问品及冬季防寒物资。当时我们一行5人在经过五圣山山顶上战士们挖的一条交通沟时，还觉得这两米深的交通沟是来往行人的最安全保证。因为当我们经过此地时一架敌机正在头顶上盘旋，接着是俯冲、投弹、扫射，这一切似乎对通过交通沟的人有惊无险，因为曲折的交通沟很深，只要不是炸弹正好落在你的头顶上，丝毫无碍通行。可是第二天凌晨4时30分，当美军第八集团军集中的16个炮兵营的300多门大炮、30多架飞机临空投弹轰炸后，6时我们接到师首长命令：迅速返回司令部接受任务。走出坑道一看，所有的交通沟、掩体被摧毁殆尽，连大腿都掩不住了。只见炮弹仍在四周爆炸，火光像雾海中冒出的一朵朵浪花。难怪当我们拉开距离不顾一切的冲下时，前一天见到我们的135团一个营长说我们是从炮弹缝里钻出来的。

两米深的交通沟，被炮火削填得不足半米深。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在考验着双方的指挥员和士兵。往往是白天敌人用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后，逐步占领了我们的表面阵地，晚上我们的战士又冲出坑道用近战、夜战、偷袭作战方式，消灭阵地上的敌人，夺回表面阵地。

至10月30日，我45师已坚守阵地半月，在与敌人的29次反复拼杀中，毙、伤、俘敌14000余人，其中有美军、韩军，还有阿比西尼亚营、哥伦比亚营等一些仆从国家的士兵。但我们自己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曾先后补充了一个新兵师，合编了一个师，共5600余人。最后在兄弟部队来接防时，仍有597.9高地没有拿下来。不交给兄弟部队一个完整的阵地决不下战场。于是师长崔建功下令，将司令部、政治部的人员组成一个排编入作战序列，一定要将阵地夺回来。

86岁的崔建功将军50年后在追忆上甘岭战役时说："我们得为反击作战部队的到来守住阵地，哪怕剩下一个人。我把勤杂人员、包括我的警卫员，都要他们去守阵地。"

当晚皓月当空，我们集合在用茅草搭盖的司令部饭堂里，气氛紧张，连人们的呼吸都能听得到。只见分管机关的副参谋长戴光拄着一根拐杖（戴腿部患风湿），站在队前严肃地说："同志们，杀敌立功的机会来了，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师长命令司令部、政治部组成一个排，拉上去参加反击作战，相信我们司令部的同志，不会辜负师首长的希望。"接着他与管理科长韩新怀作了研究，女同志全部留下，男同志去作准备，20分钟后集合。

上甘岭战役时期的孙侃。

其实自战斗打响后，司令部里大部分同志随师长上了德山观前方指挥所，机关里人员已所剩无几。这时我们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无非是皮带上缝了4个救急包，鞋子紧了紧带子，就算完事了。但大家的心情却是既紧张又高兴，因为我们司令部的人员，原来都是从下面连队调来的优秀战士，在这里当通讯员、警卫员的，原来在连队都当过班、排长。

没来司令部之前，我在教导营当司号班长，培养过二、三十个司号员，当时全师司号员集训，我记的号谱和发音量使同志们都翘起了大拇指。是1952年春节后唐万成副师长到教导营检查工作，战士们正在操练时，我突然发现四架敌机飞来，当即吹响防空号。正在操练的班排迅速带开隐蔽，直到敌机过后，我吹了解除号才继续操练。副师长笑着说，小鬼怪机灵的，给我调到司令部吧。当时我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哪知下午营长就找我谈话，说师首长要调你到司令部去，去了别给我们教导营丢脸。

于是文书给我开了张介绍信，我将背包一打，就到三里外的司令部管理科报了到。但到了机关又总想着连队，特别是打起仗来，连里可以杀敌立功，机关离战场远些，只能挨敌人的炮弹而不能还手。因此，平时我们一些小鬼在一起议论起来，都想下连队，打起仗来好杀敌立功当英雄。那时的年轻人脑子里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将生死看得很淡，头脑里认为负伤不过是住几天院，牺牲就像出去旅游一样，过几天又回来了。因此，当会计白佩珍将两个救急包缝在我皮带上时，我还说"要这干啥"，并且将军号交给她给我保存好，这是我唯一最珍爱的武器。

上甘岭战役时期胜利

集合的时间到了，出征人员来到一起，气氛显得悲壮而严肃。由政治部人员组成的一个班12人、保卫司令部的高射机枪排抽调一个班12人及司令部各科室13人组成的一个班，整齐的排在一起。戴副参谋长与韩新怀科长再次站在大家面前，只用眼睛清点着人数，然后喊了声："向右转！"。就在我们准备抬脚的一刹那，只听戴光副参谋长与韩新怀科长耳语了几句，我似乎听到说孙北来（我在部队曾用名）什么的，接着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只听韩新怀科长命令："孙北来，你出列，其他同志由尤参谋带队出发。"

起初我以为要让我带什么东西，所以只有等待，当其他同志走完后我才问："首长要带什么吗？"这时戴副参谋长和韩新怀科长走到我面前说："你的名字已报到了军部随营学校，打完这一仗要去住学，这样才决定你留下来。"我当时还不服地争辩说："我要同他们一路去参加反击，下来后再住学。"这时韩新怀科长严肃地说："服从命令。从现在起，你不仅要当好司号员，还要担负起向各单位送信、传达命令的任务，还要参加抬担架、运送炮弹等工作，一个人要顶几个人用，记住了吗……"

欢呼夺回了被敌占领的表面阵地

两天后，在一次抬担架运送伤员中，我碰到了前去参加反击作战的司令部理发员。只见这个四川籍战士头上裹着绷带，胳膊用白纱布裹着，因为他是轻伤员，需要自己走到十多里外的师后勤医院去处理，我们只抬重伤员。据他介绍，那天去的同志配备了武器，就编入了连队，午夜即投入反击作战。司令部作战科一个通讯员炸掉敌人两个火力点，其他的同志都冲上去夺取了阵地，但由于敌人炮火很凶，互相联系不上，他负伤后有人给他进行了简单处理，就让他下来了，其他同志的情况还不清楚。事后得知，当晚我们胜利夺回阵地交给了接防部队，但我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上世纪八十年代孙侃与老师长崔建功（右）合影。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部队开到东海岸元山一带布防，我也被保送到军部办的文化教员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再没有让我当司号员，先在文化团待了几个月，后调无线电训练队当文化干事。1954年12月《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我的第一篇小说后，一时在全师引起轰动，因为在此之前尚没有人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作品。我即被抽调到师政治部文化科完成一个剧本的创作，但我要求不要离开生活，还是回连队的好。不久我下到卫生营任文化干事。1956年部队大复员，我也要求回到家乡，体验农村生活，领导没有同意，让我转业到《武汉公安报》任编辑（兼记者）。在武汉，大概1956年冬，一天我突然在街上邂逅我所在的部队一位老战友叶才仁，他曾是副参谋长戴光的警卫员。他告诉我部队已移防黄陂，改为空降部队。还告诉我，戴副参谋长已经转业，在省体委工作，就住在汉口洞庭街。我立即拉住他说："走，我们去看看老首长。"

记得戴光同志当时是住洞庭街一个院内的二楼，他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只有他与老伴在家。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问了我的工作情况，中午要留我们吃饭。当时吃饭也简单，我们四人围炉而坐，锅就放在取暖用的炉子上，肉片、粉条一起下在锅里，他还风趣地说："咱河南的习惯，大锅菜、馒头"。大家吃得很开心。告别戴光同志后，我与小叶走在街上，我忽然想起上甘岭战役那次反击作战。我对小叶说："戴副参谋长在上甘岭战役中与韩新怀科长保护了我，那次机关人员参加的反击作战没有让我上去，否则我有没有今天还难说。"小叶说："那还不是看你两代单传。"

上世纪八十年代孙侃与老科长韩新怀（左）合影。

两代单传，是的，我父亲不记得我爹爹，他是遗腹子，在他出生的两个月前，我爹爹就病故了，所以我父亲没有兄弟姐妹。我在1948年参军后，49年父亲病故，我也是上无兄下无弟，也没有姐妹，这些当时官兵关系交融的领导可能都知道情况。

但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可惜我以后再没有机会见到戴光同志，因为接下来到了1957年，各单位都搞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接下来是抓右派。我们编辑部有七、八个人，除科长（主编）和一个新调来的同志之外，人人受到了批判，抓了两个右派，大概是看我从小参加革命，经过枪林弹雨，不会是真反党反社会主义，只划了个中右，留团察看一年，下放两年完事。虽然下放一年多，又回到了编辑部，但总觉得低人一等，更无脸去见老首长了。后来是文革动乱十年，在江青"杂乱公检法"的指示下，流放于鄂西一个偏远的三线单位，在这里当工人一干就是十年，以后调入县城，直到1985年调入当阳市政协后，我才逐步恢复了做人的尊严。

这时我才开始回忆往事，回忆起战场上曾经保护、拯救过我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上甘岭战役，想到了戴光、韩新怀。其间在当阳这座小城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原45师通讯科长——时任宜昌军分区司令员的都志成和战友巫艺林。从他们口中得知戴光调湖北省体委工作，韩新怀已调任十五军后勤部长。啊，真是岁月匆匆，世事多变。我一直想去看望那些在战场上拯救过我的人，但一直没有机会，后来在电话里通过一位老首长得知戴光同志已经去世。但还有韩新怀，我打听到他已离休，现住孝感的广州军区空军干休所里。2002年5月8日，辗转数百里，我终于到达孝感，问到了干休所。

上世纪八十年代孙侃与老科长韩新怀（左）合影。

时隔五十年，老了白发人。当年战场上这些叱咤风云的指挥员，现在都已白发苍苍，病魔缠身了。当然他们也对我感到惊奇，当年战场上的小司号员，现在也两鬓染霜，年近古稀了。我们紧紧地握手，一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老首长告诉我，他已八十又三了，心脏安了起搏器。已经闯过了阎王爷的几次关。诙谐的话语缓和了初见面时的一些紧张气氛，勾沉忆旧，抚今追昔，吃饭时我才慢慢向他谈起上甘岭，问那次反击作战他和戴光副参谋长为什么将我留下。老首长沉思了一下说："在你们要出发的时候，戴副参谋长突然提到你要住学的事，因为你的名字已经报上去了，我知道他的用意。再说我们司令部编的一个班有多的，能多留一个就多留一个吧，司令部的工作还得要人干，所以……"呵，拯救我的原因就是如此：我是两代单传、已安排我去住学、司令部编一个班有多的……种种幸运之神都落在我的头上。我是名副其实的幸存者。呵！可是我知道，那次大反击跟随韩新怀多年的通讯员也上去了，最后血洒异国土地……回忆至此，老首长的声音沙哑了……

如今我已儿孙满堂，可是每每想在上甘岭的那一幕，一种复杂的感情油然而生。我感谢两位拯救我的老首长，感激那次参加大反击的战友，祝愿活着的人健康长寿，为保卫世界和平而牺牲的战友们永垂不朽。

表面阵地，晚上我们的战士又冲出坑道用近战、夜战、偷袭作战方式，消灭阵地上的敌人，夺回表面阵地。

至10月30日，我45师已坚守阵地半月，在与敌人的29次反复拼杀中，毙、伤、俘敌14000余人，其中有美军、韩军，还有阿比西尼亚营、哥伦比亚营等一些仆从国家的士兵。但我们自己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曾先后补充了一个新兵师，合编了一个师，共5600余人。最后在兄弟部队来接防时，仍有597.9高地没有拿下来。不交给兄弟部队一个完整的阵地决不下战场。于是师长崔建功下令，将司令部、政治部的人员组成一个排编入作战序列，一定要将阵地夺回来。

86岁的崔建功将军50年后在追忆上甘岭战役时说："我们得为反击作战部队的到来守住阵地，哪怕剩下一个人。我把勤杂人员、包括我的警卫员，都要他们去守阵地。"

当晚皓月当空，我们集合在用茅草搭盖的司令部饭堂里，气氛紧张，连人们的呼吸都能听得到。只见分管机关的副参谋长戴光拄着一根拐杖（戴腿部患风湿），站在队前严肃地说："同志们，杀敌立功的机会来了，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师长命令司令部、政治部组成一个排，拉上去参加反击作战，相信我们司令部的同志，不会辜负师首长的希望。"接着他与管理科长韩新怀作了研究，女同志全部留下，男同志去作准备，20分钟后集合。

上甘岭战役时期的孙侃。

其实自战斗打响后，司令部里大部分同志随师长上了德山观前方指挥所，机关里人员已所剩无几。这时我们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无非是皮带上缝了4个救急包，鞋子紧了紧带子，就算完事了。但大家的心情却是既紧张又高兴，因为我们司令部的人员，原来都是从下面连队调来的优秀战士，在这里当通讯员、警卫员的，原来在连队都当过班、排长。

没来司令部之前，我在教导营当司号班长，培养过二、三十个司号员，当时全师司号员集训，我记的号谱和发音量使同志们都翘起了大拇指。是1952年春节后唐万成副师长到教导营检查工作，战士们正在操练时，我突然发现四架敌机飞来，当即吹响防空号。正在操练的班排迅速带开隐蔽，直到敌机过后，我吹了解除号才继续操练。副师长笑着说，小鬼怪机灵的，给我调到司令部吧。当时我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哪知下午营长就找我谈话，说师首长要调你到司令部去，去了别给我们教导营丢脸。

于是文书给我开了张介绍信，我将背包一打，就到三里外的司令部管理科报了到。但到了机关又总想着连队，特别是打起仗来，连里可以杀敌立功，机关离战场远些，只能挨敌人的炮弹而不能还手。因此，平时我们一些小鬼在一起议论起来，都想下连队，打起仗来好杀敌立功当英雄。那时的年轻人脑子里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将生死看得很淡，头脑里认为负伤不过是住几天院，牺牲就像出去旅游一样，过几天又回来了。因此，当会计白佩珍将两个救急包缝在我皮带上时，我还说"要这干啥"，并且将军号交给她给我保存好，这是我唯一最珍爱的武器。

上甘岭战役时期的孙侃。

集合的时间到了，出征人员来到一起，气氛显得悲壮而严肃。由政治部人员组成的一个班12人、保卫司令部的高射机枪排抽调一个班12人及司令部各科室13人组成的一个班，整齐的排在一起。戴副参谋长与韩新怀科长再次站在大家面前，只用眼睛清点着人数，然后喊了声："向右转！"。就在我们准备抬脚的一刹那，只听戴光副参谋长与韩新怀科长耳语了几句，我似乎听到说孙北来（我在部队曾用名）什么的，接着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只听韩新怀科长命令："孙北来，你出列，其他同志由尤参谋带队出发。"

起初我以为要让我带什么东西，所以只有等待，当其他同志走完后我才问："首长要带什么吗？"这时戴副参谋长和韩新怀科长走到我面前说："你的名字已报到了军部随营学校，打完这一仗要去住学，这样才决定你留下来。"我当时还不服地争辩说："我要同他们一路去参加反击，下来后再住学。"这时韩新怀科长严肃地说："服从命令。从现在起，你不仅要当好司号员，还要担负起向各单位送信、传达命令的任务，还要参加抬担架、运送炮弹等工作，一个人要顶几个人用，记住了吗……"

两天后，在一次抬担架运送伤员中，我碰到了前去参加反击作战的司令部理发员。只见这个四川籍战士头上裹着绷带，胳膊用白纱布裹着，因为他是轻伤员，需要自己走到十多里外的师后勤医院去处理，我们只抬重伤员。据他介绍，那天去的同志配备了武器，就编入了连队，午夜即投入反击作战。司令部作战科一个通讯员炸掉敌人两个火力点，其他的同志都冲上去夺取了阵地，但由于敌人炮火很凶，互相联系不上，他负伤后有人给他进行了简单处理，就让他下来了，其他同志的情况还不清楚。事后得知，当晚我们胜利夺回阵地交给了接防部队，但我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上甘岭战役取得了胜利。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部队开到东海岸元山一带布防，我也被保送到军部办的文化教员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再没有让我当司号员，先在文化团待了几个月，后调无线电训练队当文化干事。1954年12月《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我的第一篇小说后，一时在全师引起轰动，因为在此之前尚没有人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作品。我即被抽调到师政治部文化科完成一个剧本的创作，但我要求不要离开生活，还是回连队的好。不久我下到卫生营任文化干事。1956年部队大复员，我也要求回到家乡，体验农村生活，领导没有同意，让我转业到《武汉公安报》任编辑（兼记者）。在武汉，大概1956年冬，一天我突然在街上邂逅我所在的部队一位老战友叶才仁，他曾是副参谋长戴光的警卫员。他告诉我部队已移防黄陂，改为空降部队。还告诉我，戴副参谋长已经转业，在省体委工作，就住在汉口洞庭街。我立即拉住他说："走，我们去看看老首长。"

记得戴光同志当时是住洞庭街一个院内的二楼，他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只有他与老伴在家。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问了我的工作情况，中午要留我们吃饭。当时吃饭也简单，我们四人围炉而坐，锅就放在取暖用的炉子上，肉片、粉条一起下在锅里，他还风趣地说："咱河南的习惯，大锅菜、馒头"。大家吃得很开心。告别戴光同志后，我与小叶走在街上，我忽然想起上甘岭战役那次反击作战。我对小叶说："戴副参谋长在上甘岭战役中与韩新怀科长保护了我，那次机关人员参加的反击作战没有让我上去，否则我有没有今天还难说。"小叶说："那还不是看你两代单传。"

上世纪八十年代孙侃与老师长崔建功（右）合影。

两代单传，是的，我父亲不记得我爹爹，他是遗腹子，在他出生的两个月前，我爹爹就病故了，所以我父亲没有兄弟姐妹。我在1948年参军后，49年父亲病故，我也是上无兄下无弟，也没有姐妹，这些当时官兵关系交融的领导可能都知道情况。

但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可惜我以后再没有机会见到戴光同志，因为接下来到了1957年，各单位都搞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接下来是抓右派。我们编辑部有七、八个人，除科长（主编）和一个新调来的同志之外，人人受到了批判，抓了两个右派，大概是看我从小参加革命，经过枪林弹雨，不会是真反党反社会主义，只划了个中右，留团察看一年，下放两年完事。虽然下放一年多，又回到了编辑部，但总觉得低人一等，更无脸去见老首长了。后来是文革动乱十年，在江青"杂乱公检法"的指示下，流放于鄂西一个偏远的三线单位，在这里当工人一干就是十年，以后调入县城，直到1985年调入当阳市政协后，我才逐步恢复了做人的尊严。

这时我才开始回忆往事，回忆起战场上曾经保护、拯救过我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上甘岭战役，想到了戴光、韩新怀。其间在当阳这座小城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原45师通讯科长——时任宜昌军分区司令员的都志成和战友巫艺林。从他们口中得知戴光调湖北省体委工作，韩新怀已调任十五军后勤部长。啊，真是岁月匆匆，世事多变。我一直想去看望那些在战场上拯救过我的人，但一直没有机会，后来在电话里通过一位老首长得知戴光同志已经去世。但还有韩新怀，我打听到他已离休，现住孝感的广州军区空军干休所里。2002年5月8日，辗转数百里，我终于到达孝感，问到了干休所。

时隔五十年，老了白发人。当年战场上这些叱咤风云的指挥员，现在都已白发苍苍，病魔缠身了。当然他们也对我感到惊奇，当年战场上的小司号员，现在也两鬓染霜，年近古稀了。我们紧紧地握手，一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老首长告诉我，他已八十又三了，心脏安了起搏器。已经闯过了阎王爷的几次关。诙谐的话语缓和了初见面时的一些紧张气氛，勾沉忆旧，抚今追昔，吃饭时我才慢慢向他谈起上甘岭，问那次反击作战他和戴光副参谋长为什么将我留下。老首长沉思了一下说："在你们要出发的时候，戴副参谋长突然提到你要住学的事，因为你的名字已经报上去了，我知道他的用意。再说我们司令部编的一个班有多的，能多留一个就多留一个吧，司令部的工作还得要人干，所以……"呵，拯救我的原因就是如此：我是两代单传、已安排我去住学、司令部编一个班有多的……种种幸运之神都落在我的头上。我是名副其实的幸存者。呵！可是我知道，那次大反击跟随韩新怀多年的通讯员也上去了，最后血洒异国土地……回忆至此，老首长的声音沙哑了……

如今我已儿孙满堂，可是每每想在上甘岭的那一幕，一种复杂的感情油然而生。我感谢两位拯救我的老首长，感激那次参加大反击的战友，祝愿活着的人健康长寿，为保卫世界和平而牺牲的战友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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